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
——中国第一次和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和平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学术界对什么是“和平”这个核心概念尚存在着不同意见。和平研究之父、原挪威国际和平研究中心教授约翰·加尔通先生在题为《欧洲和平研究四十年》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和平研究”这个术语可以分为“和平”( Peace)和“研究”( Studies)两个词。( 1)和平的一种定义就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应对冲突。有一个旧概念认为和平就是暴力的不在场(absence of violence)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结束冲突并不是把冲突扫到地毯下而隐藏起来，而是要有所作为地来解决它，用非暴力或以和平的方式达成和平。( 2)和平的另一个同义词是平等，如果没有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种族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那就一定会产生暴力，因为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暴力，即结构暴力，这种暴力极可能以直接暴力的形式爆发。( 3)和平还与公平、对称、互利、人权、尊严等有联系。但加尔通对“正义”在和平研究中的地位心存疑虑，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名誉教授斯图亚特·里斯认为正义的和平最值得关注。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国家里，与人有关的三个问题，即人权、非暴力和共同的人性，实际上是正义和平的同义词。为此，他所在的研究中心一直将这三个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考文垂大学安德鲁·瑞格比教授认为，广义的和平运动可以看做是一场促进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运动，它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多个方而的内容，因此在和平研究中有着许多不同的主张、纲领和计划的运动，和平研究已经关注到了这种不同的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研究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其活力也正在于保持这种研究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如果某一种研究方法或“学派”宣称自己的研究模式是正确的，因而凌驾于其他研究方法和学派之上，那么和平研究可能会走向贫困。关国学者卡罗尔·兰克博士认为和平研究起源于欧洲发展于美国。他介绍了关国和平研究的起源、核心问题和特征、发展中而临的挑战、和平研究课程和研究项日的发展，以及和平研究对创建和平文化的贡献。
墨西哥民族自治大学跨学科领域研究中心秘书长乌鲁斯拉·斯普林在《拉丁关洲的和平研究:作为推动理解建构和平与防范冲突的一种地域性组织的拉美和平研究会(CLAIP)》一文中介绍了拉丁美洲的和平研究。拉丁美洲国家有着遭受殖民统治奴役的共同经历，1927年国际和平研究协会年会期间，拉丁美洲和平研究会CLAIP成立，现在已经形成一套灵活而富于弹性的组织机构，它的紧要工作是普及英语作为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以便更好地与国际交流。
南非世界宗教与和平会议主席帕迪·麦士金认为南非的宗教与和平会议自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消除种族冲突和歧视，将自由、平等、公平作为工作的原则和努力方向，而建立和平研究中心、种族隔离制度博物馆、甘地和平博物馆、以及开设和平教育课程等，都是促进实现未来和平的重要工具。日前，南非的和平研究关注的领域主要包括:暴力活动以及导致暴力的失业与贫困问题、针对妇女和儿童的犯罪等。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的乔根·约翰逊教授在《和平研究需要转向》一文中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往的和平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暴力和冲突等问题，忽视了寻找一种能够不使用暴力而化解冲突的办法。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冲突是经过谈判桌上的谈判或非暴力的方式得到解决，这是值得重视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在《试论儒家道德主义的和平思想》文章中分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和平理想，认为这种理想起源于西周初年，在孔子思想中正式形成，孟子使其进一步的系统化。道德主义和平思想不赞成冲突的双方妥协共存，主张道义上正确的一方要征服另一方。但是征服不是靠武力，要以德服大。其实这种以德服大的和平理想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梦想，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实际指导原则。英国学者艾伦·亨特博士认为，中国学者对于和平研究、冲突转化、和解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富于启迪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思想以及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特殊方式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都是值得各国学习的。
“宽恕”与“和解”在和平建设中的作用是当前和平研究的重要内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分析了中国和西方世界对于“宽恕”的不同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宽恕是有条件的，宽恕可以宽恕者，绝对不宽恕不可宽恕者，这种看法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原善”的价值观一致的。而在西方的文化中每个大都沾染了原罪，罪恶与每个大息息相关，能拯救这些的只有爱。西方文化传统认为，不但可以宽恕可宽恕者，而且也应该宽恕不可宽恕者，这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宽恕。南京大学历史系陈仲丹教授认为，中国古老智慧中存在着宽恕的思想，“以德抱怨”强调的就是对昔日对手的宽恕。但是，宽恕不能以牺牲正义为代价，要防止过分强调惩罚而坠入怨怨相报的怪圈。
南京大学历史系陈晓律教授认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冲突的问题基本上是全球化以后产生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南北差距，种族冲突等有着密切联系。和平研究如果完全不涉及发展问题，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能令大满意的。而当代世界的发展，其根本问题是要使人类在工业文明以来所取得的繁荣让全体大类都能获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和相应的国际组织。离开发展研究和平是不可能的，只有将现实与历史的问题联系起来，和平研究才可能获得它应有的生命力。青岛理工大学文法系韩洪文教授认为和平是人类关注的一个终极目标，90年代初人们对和平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进入21世纪恐怖主义的猖獗表明和平的敌人依然存在，人类应该进行一场“精神革命”，摧毁旧的思想观念，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浙江大学哲学系王志成教授指出，传统宗教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难以带来不同宗教间的和平。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正在进入第一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此时有七个意识特点:全球或整体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或他者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意识和亲证意识。在这一时代，传统宗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自身，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这个时期的宗教应更加的普世、务实，注意人性的解放，而宗教的权威应该淡化，只保留一种松散的宗教社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徐蓝教授指出，通过战争人类学会了如何解决争端，首先在约束人类社会行为准则的国际法方面对禁止使用武力作了越来越明确的规定，其次是在解决国际争端方而使用一种古老而又全新的方法——通过外交手段实行必要的妥协，这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必康教授从工业化城镇中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调控的角度，论述了和平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具体运用的问题。
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朱学勤教授的文章认为，在冷战时期，世界真实的现代化过程以及现代化在全球的不均衡性都被冷战局势所遮蔽，人们没有注意到西方阵营内部英美与欧洲大陆的差异，而这些因素在冷战后表现了出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玮教授分析了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最大特点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强国的对抗和抗衡为核心的大国政治。南京大学历史系杨豫教授通过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新格局的考察，提出了对现实世界和平问题的思考。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关注的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和而不同的原则，他认为这条原则可以成为冷战以后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华涛教授认为亨廷顿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理论是一种简单的一分法，而费孝通的十六字则代表了中国学者看待大类文化差异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在国家社会和平发展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有重要影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海》编辑部主编胡传胜研究员认为和解政治能够为现代世界提供基本框架，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任何一种要求、建议、方案或者政治运动、价值主张等等，不管有多么合理，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提出;第一，对于任何一种以理性的、和平的方式提出的主张和开展的运动，无论是否合理都应该受到和平的对待;第三，任何一种以和平的、说理的扩展人类善的领域与经验的运动都是无所畏惧的。
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从此安宁，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逐渐抬头，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南京大学宗教系徐新教授指出，以自杀性爆炸为特点的恐怖主义是对21世纪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尽管它主要发生在中东，但是它是对所有大类文明的威胁。云南大学历史系肖宪教授和张金平博士在《中东恐怖主义的阶段历史特征》一文中关注了中东恐怖主义的发展过程问题。
日本高知大学大文与经济系讲师山根和代女士认为，当今日本和平研究最关注的是日本对侵略战争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平博物馆是和平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许多公共博物馆并不展现日本的侵略历史，而是一味地强调其受害的一面，这是不利于和平教育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苏智良教授指出，小泉纯一郎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之争等事件使中日关系恶化，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走向和解首先是要坚决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与各派日本政治势力进行对话。其次要促进两国经贸发展。再次中国方而要搞好抗日战争周年纪念活动，致力民间交流，以民促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连红教授指出，大屠杀的幸存者生活状况令大担忧，他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更值得关注，但是日本社会仍在不断地否定历史，这是极其可悲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博士认为，中国对日本关系根本改善存在着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中国政府不再将民族主义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激励因素，一是中国人民愿意宽恕侵华日军在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作为过错方的日本政府和人民应该为中日根本和解做出更多的努力。
个案研究是和平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钱乘旦教授对英国的变革方式作了分析。从英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和平变革的成功在于一方而变革的一方坚持努力、不懈斗争，另一方而是保守的一方适时做出让步，接受变革，双方寻找妥协的中间点，避免冲突的发生。其中权势保有者能否顺应时代的要求是和平变革的关键。南京大学中关文化中心任东来教授分析了《淞沪停战协定》达成中英美的调节作用，认为大国调节地区冲突成功需要一系列基本的条件。澳门理工大学公共行政关系学院副教授娄胜华关注的是澳门社会的状况，她认为单纯的政治冲突与和谐都不是推动政治发展与民主进步的方法，要协调好冲突与和谐的关系可以催生出冲突的良性作用，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潘兴明教授认为，各种族间的宽容和解精神是南非民主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种族关系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很关键;民主与法制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各种族文化应当兼容并蓄，全盘照搬和彻底排斥是不可取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郭家宏副教授分析了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原因，指出斯里兰卡独立后僧伽罗和泰米尔两大民族间不断进行的冲突中佛教革命及一元制体制的建立是其宗教及文化根源，政府政策方针的变化则是政治原因。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黄兴民教授分析了阿富汗构建多民族国家失败的原因。湖南长沙学院政法系熊伟民教授认为维持和平需要人们尤其是战败国的人们对战争有正确的认识，还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环境。安徽大学历史系张本英副教授批驳了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身利益固然是决定该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但只有建立在和平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选择，才会为国家和民族带来真正的福扯。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堪焕义副教授认为印巴分治是甘地、尼赫鲁和真纳等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袖的选择，他们应对印度的分裂及后果负主要责任。
这次和平研究国际会议是中国和平研究的开端，必然极大推动中国和平研究的发展和对外交流。
作者简介：赵文媛，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刘成，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南京，21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