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12月17日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历史学院楼
记者:邓谷 陈雪乔
刘成老师，江苏南京人，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南京市公安局工作十余年，现为世界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亚和平教育学院（NARPI）执委会委员，亚太和平研究协会（APPRA）理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世界和平与人权教育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专业领域为英国史、和平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8年），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2007年）。曾赴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德国、波兰、日本、韩国、缅甸、尼泊尔、柬埔寨、台湾、香港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学术研究要对中国有现实关怀
记者：刘成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了解到您的博士论文是《理想与现实：二战后英国工党公有制思想与政策的演变》，那么老师能否 为我们介绍下您当时是怎么选中这个论文题目的呢？
刘成老师：中国人搞世界史研究，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中国现实的关怀。比如我们是做英国史的，英国人也做英国史，那么我们在资料的占有，包括英国史学术的沉淀方面，肯定跟英国本土的专家相比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本土的关怀。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的历史不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而是为中国服务的，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的，换句话说，是为了关照中国的现实，希望从他山之石可以获取某些经验乃至教训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我之所以写这个主题，即英国的公有制，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49年以后，公有制一直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主体，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是压倒一切的，即便是今天，公有制依然是我们经济的主体，但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共产党，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实行公有制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但我在研究英国历史的时候发现，英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的一个党，而且在我当时准备做这个论文的时候，它已经是英国的执政党，即英国工党，英国工党竟然在它1918年起草的党章里面，把公有制作为工党在英国国内的奋斗目标写入党章，而且这个写进去以后，从1918年开始一直到1994年，长达将近76年之久，为什么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却也奉行公有制呢？这是引起我兴趣的源头。而且当时的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也指出，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那么对于公有制问题，究竟我们如何来看，可以从英国工党对公有制70多年的历史沿革中获得启发，这是我选择这个主题作为我博士论文主要的目的，这个题目在当时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人专门深入研究过，没有专著出版。
记者：那老师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刘成老师：我是1999年来到南京大学读博士，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很多年了，但是从学术研究来讲，跟今天还是不能比的，特别是从资料占有率来讲，在世界史领域是非常缺乏的，而且那时候出国机会也少，所以最大的困难，就是对国外学术界尤其是英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文献的收集，困难是比较大的。英国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难度是阅读文献的速度问题，我原来并不是做英国史研究的，所以对英国史文献的解读，特别是对于第一手档案资料的解读是费时费力的。即便是英文的语言掌握了，但是否能深刻理解当时英国的时代、历史背景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搞世界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过一个语言关，这个语言关不仅是语言的能力，更加是对国家历史背景的解读能力。
记者：您曾赴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德国、波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的高校进行过学术交流，出席过国际会议，您的这些出国经历是否对您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呢？
刘成老师：其实我在完成博士论文期间没有出国，有关学术的出国都是在博士论文完成以后。当时我在资料收集的时候，请英国的朋友，南大老师到英国出差、进修的机会收集历史档案资料，北京国家图书馆英文藏书量很大，从国别史来说，包括英国史的藏书，比较全，量比较大。而且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的重点就是英国史，南京大学英国史是国内英国史研究中心，我们中心建有英国史特藏室，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获得国家的重点学科投资，把主要的钱全用在了购买英国史的档案文献上，这也为我从事这个主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这个世界，只有和平的道路才能通往和平，没有其他路可以通向和平。
记者：我们都知道刘成教授是国内和平学的带头人，那么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开始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呢？
刘成老师：在我读博期间，英国考文垂大学找到我们南京大学，要和我们建立合作联系，目的是要把和平学介绍到中国高校和学术界。和平学是二战以后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新学科，而在2000年前后，中国人对这个学科基本上还是陌生的。
南京和考文垂这两个城市在二战时具有相同的经历，都属于二战时期世界上四大殉难城，二战结束后考文垂试图通过和解的方式，而不是复仇的方式，来面对过去的创伤。所以他们在考文垂大学设立了一个和平学中心，用和解、宽恕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处理过去历史的创伤。他们想到中国还没有和平学，南京又是这样一个与考文垂有同样历史经历的城市，所以要把和平学介绍到中国，首先就想到介绍到南京，而南京大学是南京最好的高校，合作的人又需要懂英文，所以就找到我们世界史学科。我也借助这样一个合作项目，在2003年去了英国的考文垂和平学中心，系统学习了和平学研究生的主干课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和平学，它让我一下子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它的很多内容在我看来是全新的，改变了我以往固定的、传统的思维，比方说，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和平还有积极和平的概念，包括消除污染、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人权问题等等，都属于和平的范畴。暴力也不止只有战争，暴力还有结构性暴力，消除那些在制度层面上造成的人类不平等，从而造成制度性的不合理，比如国际秩序分工不合理等等这种制度性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这些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是引发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根源，这些东西都是我过去不曾接触到的，而且和平学特别主张用非暴力方法处理宏观、中观、微观，即国际、国内、人际层面的各种冲突问题，用非暴力、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途径。这个世界，只有和平的道路才能通往和平，没有其他路可以通向和平。我是做历史的，人类历史上几千年下来常常试图用暴力的方法、以暴制暴的方法来实现一种和平，但始终没有实现，而且不仅没有实现，战争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我接触了这样一种用非暴力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实现人类的和平，永久的和平呢？所以一下子让我感觉到这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而且是跨学科的一门学科。
中国是这样一个大国，在我2003年去英国的时候，中国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国了，而且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理念中就有和平思想，我们的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方面的一些传统思想，都是宣扬和平、以和为贵、人与自然和谐等等这种理念，我们国家又一直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方面是以和平为准则，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我们对外的一个准则，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理由不推广和平学，没有理由不开展和平研究，不进行和平教育，不开展一系列有关和平的活动。所以我回来以后，从2004年开始在南京大学开设了我们南大第一门和平学的课程，当时在中国高校也是第一门和平学的课程，到今天为止已经十多年了。
和平学在中国的推广，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先后召开了五次和平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最早的一批和平学的译著、教材、历史研究专著和国外的一些教材，将近有三十本。而且我们开始选送我们自己的研究生到英国、澳大利亚去攻读和平学的学位，此外我们和包括英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和平学机构、大学的和平学研究者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开设和平学的研讨会、培训班，以及合作科研工作。
今年我和一位德国教授花了五年的时间共同完成了一本和平学的专著，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名字是《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图解和平学》，这本书是我们五年合作的一个结晶，是用中英文双语来写作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我们自己对和平学的一些看法、一些理念。从去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来到南大，听说南大在中国的和平学推广方面卓有成效，所以主动找到我们，并且提出建议，在南大设立一个由教科文组织挂名的和平学教授席位。有关的计划书我已经完成了，并提交给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席计划能够得到批准。如果得以批准，那么我相信，中国的和平学研究、和平教育以及和平活动将会有更大的推动力。
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最根本的想法是，大学教授本身只是一个职业，与其他职业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讲，社会对他有特殊的要求，要有社会责任感，对社会进步要有责任，乃至对世界的进步和发展，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我的专业是英国史，2002年留在南京大学，03年开始我就又去做了一个和平学。我在做英国史的同时花了很多时间，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做另外一个和平学，这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南京大学的老师来讲，至少从时间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还要评职称，评副教授、教授，这都要凭借英国史的专业成果，因为和平学并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并不能只想到自己的专业，还要有社会的责任感，我觉得和平学在当今中国的普及意义非常重大，它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具有非常深远意义，具有非常的现实感与历史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心愿是把和平学作为一种学科在高校确定下来，这样做不是靠一所大学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尽我所能在不同地区和某一所高校合作，比如在西北地区和陕西师范大学，在东北地区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在中南地区和湖南科技大学等等来进行合作，召开和平学的会议，帮助那里的年轻老师开展和平学课程，从事和平学研究。
如果中国有百分之一的高校有和平学的课程，我个人觉得，若干年下来，这一批受过和平学教育的年轻人走向中国行业的各个岗位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就会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这首先基于我对和平学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在南大十几年的教学，我每年在南大开设课程，尤其是全校通识课，每次有二百多名学生选修我的课程，十多年下来已经有三千多名学生选了我的课，从学生的回馈来看，绝大部分学生都根本改变了对和平和暴力的一些理念，甚至对世界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加坚定了用和平的方法、用非暴力的方法、用冲突化解的方法来实现人类各个层面的和平建设、维护和平、建设和平。南大可以成为一种缩影，如果中国有更多的高校开设这种课程，更多老师来从事这样的研究，再把中国传统的和平理念融入进来，这不仅是对国际和平学的巨大丰富和发展，也是造福人类的一件的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支持我坚持下来的最强大的动力，因为做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除了时间上不容易，还有资金问题。和平学不是国家教育部认定的一个学科，所以我也很难得到国内和南大的资金支持，我需要自己想办法去寻求支持，包括向出版社、国内热爱和平的一些组织、国际上支持和平事业的基金会寻求支持来开展这项工作。
值得高兴的是，随着和平学十多年来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学术界的师生认识到和平学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有不少学科的博士和硕士把和平学作为他们论文的选题，有的虽然不做和平学主题，也开始参考和平学的著作，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第二个可喜的变化是一些高校的领导，包括南大的领导，还有市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中央宣传部的一些领导等都开始关注和平学，所以我充满信心，在各方进一步的支持下，相信和平学在中国会有更快更大更广泛的传播，能够扎根在中国大地，能够为中国对外的和平形象的塑造和宣传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我个人感觉我们做的这些东西是为国家的主体政策导向服务的，是为了帮助我们中国对外树立一个和平发展的正面形象，用外国人可以理解的、看得懂的方式和语言来体现中国形象。比如前不久我去尼泊尔参加亚太和平研究协会，我曾经是这个协会的理事，是中国第一个入选的理事，在会上我做了和平学的发言之后，一个美国学者对我说：“刘教授你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对中国的了解都是通过美国媒体知道的，在美国媒体的介绍中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穷兵黩武的国家、在军事方面有扩张倾向的国家、对世界威胁很大的国家，但是经过你这么一讲，我发现中国大学的老师也研究和平学，而且开设和平学的课程，而且在中国可以做。”他开始质疑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下子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和平学会帮助树立中国的对外形象，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育部门能够把和平学列入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课程体系中，而且成为一种国策，我想这个世界性的意义是不得了的。我们中国现在是经济发展水平世界第二，提出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习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出建设和平、发展和平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觉得和平学的研究正契合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符合国家政策的主流思想。去年我们确立了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地位进一步提高，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当然要牢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是我们牢记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复历史，而是为了过去的惨痛历史不会在未来重新发生，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了构建和平。所以我觉得用和平的方式来纪念，可能是最好的一种纪念。而和平学、和平研究、和平教育、和平行动就是用一种和平的方式来纪念历史、开创未来，把整个世界引领向一个真正可以通向持久和平的大道。
我是研究世界历史的，世界上一个大国的兴起往往就意味着战争，所以现在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中国，但是中国的文化、东方文明和西方不一样，中国有着这样一种文化底蕴、历史传统，有着这样一种能力和国家诉求把世界引领向一个跟西方国家引领的不一样的方向，这就是和平的方向。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在中国，全方位的，不仅是学校层面，甚至是整个社会层面、公众层面、公共领域，全面开展和平学、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以及有关和平的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个人感觉是时不待我。
文/邓谷 陈雪乔责编/武蓉蓉 苏煜雅
（转引自“南大研会”微信平台）
